产品市场

时间:2019-06-07 10: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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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市场是商品经济运行的载体或现实表现。相互联系的有4层含义:一是商品交换场所和领域;二是商品生产者和商品消费者之间各种经济关系的汇合和总和;三是有购买力的需求;四是现实顾客和潜在顾客。市场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劳动分工使人们各自的产品互相成为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使人们互相成为市场;社会分工越细,商品经济越发达,市场的范围和容量就越扩大,这一点就像生物圈一样,物种种类越多,生物圈的自我调节能力就越大。同时,市场在其发育和壮大过程中,也推动着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场通过信息反馈,直接影响着人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上市时间、产品销售状况等;联结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供、销各方,为产、供、销各方提供交换场所、交换时间和其他交换条件,以此实现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各自的经济利益。

  意义:不仅使消费者在商品的价格、品种、服务上能有更多的选择,也使企业在购买生产要素和销售产品时有更好的选择

  意义:一个开放的市场,能使企业之间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高的层次上展开竞争与合作,促进经济发展

  竞争是指各经济主体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各种自我保护的行为和扩张行为,努力在产品质量、价格、服务、品种等方面创造优势

  亚当.斯密以“个人满足私欲的活动将促进社会福利”为逻辑起点,推演出市场就是“自由放任”秩序。政府完全不能干预个人的追求财富的活动,也完全不用担心这种自由放任将制造混乱,“一只看不见的手”将把自由放任的个人经济活动安排的井井有条。也就是说,亚当斯密的市场概念重点在于强调限制政府对个人经济活动干预上。《国富论》也花相当的篇幅去抨击干预个人经济活动,限制个人经济权力

  新古典在引入边际概念和数学论证的基础上,为新古典的“自由放任秩序”建立了形式上“完美”的数学模型:一般均衡。在这个模型中价格是最重要的自变量,这一模型也可以叫价格机制。达到一般均衡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资源在价格的指引流动的过程,所以,价格机制调节社会资源的配置。

  新古典的市场概念除了增加形式上“完美”以外,实质上并没有给古典理论增加新的思想内涵。也就是说,新古典“完美”的数学模型下的表皮下,依然是古典的自由放任秩序,“新”更是“新”在形式上。而且这种形式上的完美是以牺牲思想上深度为代价的,精美的一般均衡模型武断地抽象掉了“个人追求满足私欲的活动促进社会福利”的逻辑支撑。

  上世纪的经济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迫使西方的经济理论家反思古典理论对市场的定义。最后的答案是,完全的自由放任是不行的,看不见的手有时并不存在,市场会失灵,政府

  应该对经济活动进行“总量”上进行干预,于是“宏观经济学”就诞生了。罗斯福也接纳了凯恩斯的建议,实施政府干预经济的“新政”。现在已经形成了在全世界基本达成共识的政府干预经济手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当然这些已经都谈不上“新”政了。

  同样面对市场失灵科斯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外部性效用问题无需政府干预,可以通过明确相关产权利用市场来解决。而张五常更绝对,他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外部效用,只存在不明确的产权状态。无论如何,科斯给市场概念带来了革命性的创新。他让人们意识到,市场的关键并不在于非人格化的机械的“价格机制”,而是在于经济活动参与者的权力(产权)。

  如果说古典经济学家阐释了“市场”是“自由放任秩序”,那么科斯就回答了怎么去实现“自由放任秩序”或者“价格机制”。

  西方经济学对市场概念理解的变化的背后是社会环境的变化。每一种理论都是建立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上,这些背景有些被理论创建这意识到,而更多的则没有意识到。意识到的部分被直接或间接

  斯密的对“市场”自由放任的定义,是建立在“个人追求私利将促进社会福利”逻辑起点之上的。也就是说,斯密把这一点当成他的市场概念的前提假设。既然把这一点作为前提假设,那么斯密一定在当时的他所处的社会观察到“个人追求私利促进社会福利”的效果。也就是说当时的英国已经初步具备能够使“个人追求私利促进社会福利”的制度特征。其实,“私利促进社会福利”的观点在斯密以前已经在英国存在,并非斯密首创,他只是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现象,并以此推演出市场秩序。既然,“个人追求私利可以促进社会福利”的现象可以被观察到,那么,个人追求私利的活动一定是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的,也就是说“自由放任的秩序”在当时也是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的。这便意味着当时英国的制度是在相当程度上是支持“个人追逐私利”的活动的。支撑“个人追逐私利活动”存在需要什么的制度呢?这个制度应该具备两个特征:

  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证明英国当时的社会制度的确具备这么两个特征。斯密写《国富论》时,欧洲已经历经了“文艺复兴”和正在进行“启蒙运动”。“文艺复兴”的根本意义在于打碎否定个人“欲望”和“产权”(这里产权的定义是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力)的基督教制度,企图建立承认个人“私欲”和“产权”的社会制度,这便是所谓的现代社会制度。那么,承认个人“私欲”和“产权”便是斯密的市场概念的隐含假设了。所以这也是“经济人”概念的隐含假设。尽管,斯密并没有明确地提到“产权”的重要性,而实际上他的《国富论》的主旨就是要明确和保护个人“产权”。因为他激烈地反对政府干预个人追求财富的活动,激烈地批判当时存在的“重商主义”政策。这实际上就是在明确和保护个人产权。当时的社会精英以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为目的,以国家利益为借口,游说当时的政府实施严重干预普通人经济活动的,严重破坏普通人的“产权”的重商主意政策。所以,反对政府干预,反对重商主意就是明确和保护个人产权了。

  新古典的市场概念只是形式上“完美”了古典市场概念,没有思想上的实质的深化,也就是说,马歇尔时代的社会环境还基本类似于斯密时代的社会环境,斯密理论的假设和隐含假设在马歇尔时代依然成立。

  192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实际上意味着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从供小于求的社会过渡到供大于求的社会。古典经济学家大部分都是悲观的,他们都小看了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马尔萨斯了,他认为人类没有能力创造能够填饱自己肚皮的财富。斯密尽管没有马尔萨斯那么严重,但他能要小看了人类的生产能力。所以,他把短缺经济隐含地当成他市场概念的又一个假设。1920年代的“大萧条”实际上是人类首次面对生产能力出现超过“社会需求”的慌乱表现。当然,种过剩是“相对”的,是相对于“有效需求”的。凯因斯实际上是发现这个隐含假设的情况下,修正古典的市场概念。也就是说,凯因斯绝对不是反对“自由放任”秩序,相反,他是企图利用适度的“政府干预”更好的保障自由放任秩序。

  斯密所遗漏的“产权”终于在上世纪中期被科斯发现。历经了近200年的发展,英美社会中,政府干预个人经济活动的状况已经大大小于斯密的时代了。所以,明确和保护个人产权的主要针对对象也早已不是政府干预了,从凯因斯起古典的自由放任已经被冠以“保守主义”。这里的“保守主义”是强调绝对自由的。科斯也正是再思考“外部性效应”问题时注意到“产权”的重要。而科斯的归宿和斯密是一致的,可以说是殊途同归。科斯认为所谓的外部性问题是出在相关产权的不明确上,明确了相关产权以后,无需政府干预。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西方经济理论建立在上文提及的承认“私欲”和保护“产权”的制度的隐含假设一样,科斯对产权的阐述是不到位的,产权的大部分含义隐含于那个隐含假设之中。

  1978年,中国开始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1979年,农村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被给予充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1984年,中国做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2年10月,中国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2002年中国的十六大进一步向世界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首先是政府职能从服务于计划经济转向服务于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市场主体在经营活动中获得自主权,政府逐步从直接的大量的企业管理中退了出来,成为宏观管理和社会管理者。1994年财税、金融、外汇、投资等体制改革后,中国已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管理体系,市场体系逐步完善。

  其次,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据国家统计局测算,中国非国有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占GDP比重,1992年为53.57%,2001年增加到63.37%。另据世界银行所属国际金融公司估算,1998年中国GDP中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比重,国有为37%,集体为12%,私营为24%,外资为6%,股份制为3%,农户为18%。也就是说,私营部门的比重已经达到51%。这个估算为国际上所接受。非国有经济已成为支撑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规范化改制力度不断加大。“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原则,人事、劳动、分配三项制度改革,促进了劳动力要素的自主流动和工资率的自主形成。垄断行业改革与重组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基本按照市场规则运行,转制成为市场主体。中国政府采取措施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大批外商投资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出口总额新增加部分外商投资企业所占比重达63%。欧美有许多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如摩托罗拉、西门子、阿尔卡特诺基亚飞利浦等,都在中国市场获得了巨大成功。中国市场化改革为他们开拓中国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三是市场体系逐步完善。金融市场从无到有并日趋完善,劳动力市场近年来发展快速,房地产市场稳步发展,技术市场、信息市场逐步形成。商品、生产要素和服务品的价格绝大多数由市场形成,利率正在市场化,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效地发挥着作用。中介组织的发展明显加快,已初步形成了有多种机构类别、多种组织形式和多种服务方式的中介组织体系。市场的管理与监督也在不断改善与加强。

  第四,在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这些年来,通过三次修改宪法,已明确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了各种市场经济主体的平等地位。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了一系列法律,确立了市场规则,规范了市场主体行为,明确了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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